當前，環顧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遠遠超越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變局范圍之宏闊、程度之深刻、影響之久遠，都十分突出。
一
所謂“世界之變”，主要表現在大變局席卷世界每個角落，全球范圍都在發生不同以往的深刻變化。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矛盾日益加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普遍攀升，極右翼或極左翼政治力量的影響不斷擴大。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加重，公平正義問題凸顯，強調理性、講求平衡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實踐的空間被嚴重壓縮，短期激烈沖突甚至局部暴亂時有發生。這使得發達國家面臨既不能保持現狀、又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出路的困難處境，使得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于資本和偏重效率而忽略人民并缺少公平的制度性弊端變得越來越突出。在國內問題短期內找不到較好解決辦法而得不到妥善處理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對全球和地區事務的掌控力下降，甚至把國內矛盾向外轉移，對全球和地區治理造成更大障礙和破壞。這給全球和地區局勢造成更多的不穩定性甚至風險。
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同樣面臨多方面的困難，進一步提升發展水平遭遇越來越多的障礙。這一大批國家由于當年殖民者埋藏的禍根和遺留的各種問題，自身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科技進步條件和發展資源受限，加上全球和地區環境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發達國家提供的援助減少、地區爭端難以根本解決、外部大國政治介入操弄等，諸多原因交織疊加致使發展難題增多和加重。與此同時，面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對全球和地區事務的積極作用下降和負面沖擊上升，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主動或被動地增強戰略自主，加強對所在地區事務的掌控，提升對全球事務的影響。這在短期內增添了地區局勢的變數，從長期看則可能推動世界格局的演進。
這兩類國家各自不同的發展態勢導致全球范圍內的力量對比，一方面依然保持“西（發達國家）強東（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弱”態勢；另一方面，從大歷史觀和總體發展趨勢看，繼續呈現“東升西降”趨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從2001年至2021年，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所占世界經濟總量比重從78.85%下降至59.0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所占世界經濟總量比重從21.15%上升到40.92%，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經濟實力的消長伴隨政治、科技、文化、軍事等綜合力量的變化，加上這兩類國家特別是其中主要國家內外戰略和政策的調整，勢必帶動地區乃至全球范圍內戰略力量的重構、戰略關系的重組、戰略局勢的重塑。比如，圍繞“全球南方”的話語界定及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界定、相關國家對“全球南方”的戰略謀劃和政策實施等，就是這種錯綜復雜的系列聯動的一種投射。
二
所謂“時代之變”，主要指決定和標識當今時代重要特征的世界大勢正在發生顯著變化，這些變化已經并將繼續深刻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國家間互動、沖突乃至戰爭等方面的形態。
經濟全球化是近代以來影響世界發展的最重要趨勢。自15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啟至今，經濟全球化大致經歷了殖民擴張和世界市場形成階段、兩個平行世界市場階段、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階段。在第三階段，經濟全球化釋放和提高了人類社會的生產力，促成了商品大流通、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資本大流動、技術大發展，形成了囊括越來越多國家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資源優勢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充分的發揮，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和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構建實現了聯動發展，各個地區內部的一體化程度和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發展水平都得到顯著提高，全人類的福祉整體明顯提升。以這種物質條件的發展為基礎，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環環相扣、利害關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整體感和共同體感不斷增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時代大潮流日益突出，求和平、謀合作、促發展的主流持續壯大。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第三階段造成的負面效應在長期累積之后，持續增大。世界經濟社會的分散化和碎片化趨勢不斷上升，全球層面的人口發展失衡、地球生態環境失衡、財富分配失衡、數字鴻溝、南北差距等變得越來越突出。地區之間、國家之間、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分化、失衡甚至斷裂變得越來越嚴重，全球層面的氣候變化、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等挑戰不斷凸顯加重了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國家內部對經濟全球化進程參與程度較深、獲益較多的少數“成功者”與關聯度小、受損較大的多數“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失敗者”分化加劇、對立加重，多個層面的文明、制度、種族、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隔閡甚至鴻溝、分歧矛盾甚至沖突變得越來越突出。在此趨勢的作用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在不能通過自身內部利益分配制度改革來解決國內社會兩極分化問題的情況下，以及不能通過增加全球公共產品來幫助解決全球性挑戰的情況下，轉而企圖推動構建有利于它們的全球經濟新秩序，這就給全球化進程增添了干擾、阻礙、曲折，加劇了世界分化，增大了各國合作應對人類生存發展面臨的全球性挑戰的難度。
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壯大是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實現大解放，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歷史發展軌跡、基本面貌、基本格局的重要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社會進入又一個前所未有的創新活躍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信息化和智能化等趨勢快速發展、影響尤為廣泛，多種重大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交叉融合、集群突破，科技成果轉化速度明顯加快，產業組織形式和產業鏈條更具壟斷性，對全球創新版圖、全球經濟格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等方面的重塑作用變得越來越突出。各主要國家紛紛推出新的創新戰略，加大投入，圍繞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技術等方面的競爭，尤其是對人才、專利、標準等戰略性創新資源的爭奪空前加劇。西方尤其是美國甚至不惜動用政治、法律、金融等手段來打壓競爭對手，極力維護自身在以芯片為代表的高技術領域的科技競爭優勢及其相關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高端位置。其他大國以及創新能力突出的中小國家也紛紛發揮各自優勢、加強競爭。這種競爭既是人類對重大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性突破的積極探求，將為人類開創前所未有的美好憧憬，同時蘊含著越來越大的潛在挑戰風險，可能給世界造成更大的分化和沖突，深刻改變人的思想、民族種族認同、宗教文化倫理，深刻重塑各國經濟形態、政治生態、社會結構、政府治理模式等，對世界發展面貌、國際格局、全球架構、人類福祉產生深遠影響，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發生全方位再造。
三
所謂“歷史之變”，最主要的體現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理論學說、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將在全球范圍內并存互鑒，而且資本主義面臨的問題將再度增多、社會主義的影響將重新增大。
從資本主義的演化看，20世紀90年代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隨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延宕并沖擊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寡頭政治和民主衰退加重、貧富分化加劇和中產階級萎縮、移民問題凸顯和族群矛盾上升、民族主義抬頭和民粹主義泛濫等一系列問題凸顯。這一系列矛盾不僅對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老牌發達國家造成政治挑戰、經濟安全風險等，而且影響中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等“轉型國家”的政治生態和內外政策調整。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解決各種難題而尋求“再工業化”“再現代化”，甚至要搞“新型資本主義”，以調解社會矛盾、增強經濟韌性和安全韌性。這些變化使得人們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認識進一步深化，發達國家年輕人對相關政治理念和經濟訴求等的看法發生明顯變化。
社會主義思想起源于16世紀初期西歐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又經過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勝利，從理論變為現實，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極大地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社會主義國家屈指可數，資本主義一統天下和“歷史終結”的論調一時甚囂塵上。如今，中國共產黨經過100多年的奮斗、犧牲、創造，使社會主義主張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開辟出具有高度現實性和可行性的正確道路；使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短短幾十年里擺脫貧困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驚天動地的發展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展現出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與此同時，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秘魯、洪都拉斯、巴西7國的左翼政治力量紛紛上臺執政，加上之前的古巴和委內瑞拉，使“拉美進步軸心”擴展到9國之多，越南、老撾、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積極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此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解決自身弊端的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借鑒社會主義的因素，這都從不同側面展示了社會主義在當今世界的強大生命力和光明發展前景。
正是由于上述重大變化，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團結還是分裂？和平還是沖突？合作還是對抗？各國人民都需要作出重要抉擇。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
